首先我要在此感謝中國法學會、東吳大學法學院、東吳大學的邀請和安排，在這次大會上參與第四組下半場的討論總結。我知道開會最后一刻是比較難做的，主要是因為大家都惦記著回家，但我想最后的并不一定意味著不重要。我要感謝前面7位發(fā)言人并沒有占用我的時間，所以我有比較充分的時間把我要表達的能夠表達完整。

　　我首先介紹第四組下半場的研討情況。共有7位發(fā)言人，2位來自臺灣，5位來自大陸，涉及的議題有兩部分：一個是關于兩岸共同對外的一些事兒，比如說共同進行“一帶一路”建設，比如說共同維護中國的海洋利益。二是兩岸間的協(xié)商、共同決定等問題，7篇文章主要是這兩部分，以及臺灣學者提出的“兩岸共同社會”，怎么樣利用行政法治來推動兩岸共同社會的建設，很有新意，給我們很多體會、啟發(fā)。發(fā)言人都富有啟發(fā)性，與談人也非常有針對性，給各位參會者以很好的啟迪，都得到了一些收獲。這是我們小組的一般情況。

　　我們這個小組的研討，到底有什么共識呢?我總結了4點共識。

　　第一點，都主張要通過法治來尋求兩岸間的共識，增進理解，推動兩岸共同模式的制度化，完善兩岸間的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制度化。也就是說，7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這個。當然由于大家都是法律人，可能是我們過分強調了法治的作用，但大家的中心思想都是在現(xiàn)有政治環(huán)境或者政治狀況不明確、不好的情形下，怎么樣通過法治來推動兩岸間的關系與合作。這是第一點共識。

　　第二點共識，關于兩岸共同維護海洋權益，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兩個問題，也就是兩岸共同對外問題，倡議要設立一些新的兩岸合作機制或者方式，以實現(xiàn)資料信息的共享以及在某些行動上采取共同的行動。如果說政府間一時難以實現(xiàn)的話，我想科研機構、高校乃至私人個體是可以來做這樣一些工作的。

　　第三個共識，關于兩岸之間的協(xié)商機制，需要建立兩岸民意整合機制，要明確兩岸關系的法律性質，推動兩岸間已經形成的協(xié)議落實的模式等。

　　第四點共識，要加強行政法治，推動兩岸共同社會的建設，以降低政治因素的影響。關于這一點，鄧學良教授專門提到參加這次會議寫了77頁的論文，結果只有這么短的發(fā)言時間，他的深刻思想難以一下展示。我覺得有一點是大家的共識，就是上一周我在臺灣訪問時賴來焜教授說的，“一帶一路”有五通，兩岸間應該有“五同”，他說的是四同，我擴展了一同，哪“五同”呢?所謂兩岸共同社會是一個什么樣的愿景和目標?就是語同音、字同義、車同軌、法同則、心同理。我們通過法律的交流，這五個方面是可以逐步實現(xiàn)的。這是第四組下半場大家討論的共識。

　　我下面談點個人體會，借此機會給大家分享，大概有三個方面。我們討論兩岸法律問題，可以從三個維度來思考，一是兩岸間關系的法治化問題，二是兩岸各自面臨的新法律問題，三是兩岸共同面對的國際法問題。這三個大的維度，我的第一個體會是，思考兩岸間關系時有一個定性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盡管我們的主題是區(qū)際法學的發(fā)展，但這個表述是不是那么準確?值得從理論上考量。我認為兩岸間的關系是人類歷史上沒有碰到過的一個獨特的、國內外沒有出現(xiàn)過的新問題，它既不是國際關系，也與香港與內地、內地與澳門之間的區(qū)際關系，不完全一樣，其性質就是兩岸間關系。既然是這么非常特殊的關系，所以在思考法律問題、構建有關法律制度的時候，面對如此特殊的情況，需要兩岸同時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創(chuàng)新從哪里來呢?一方面可以從國際法律制度中，去借鑒方法，也可以從解決內地與香港、澳門區(qū)際關系的制度規(guī)則中去借鑒。但它們絕對不是完全一樣、完全一致的。這是我的第一點體會，就是兩岸關系的定位。

　　第二，關于兩岸協(xié)商合作模式。從大的方面來說，法律領域當然包括立法方面的協(xié)調，我們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去做。第二是司法互助，既包括刑事，也包括民事。第三是執(zhí)法合作，包括稅收、兩岸人民的社會保障等執(zhí)法合作。第四個方面當然是法律研究和教育合作。對這些不同的層面，如果我們回顧已經走過的30年，我們的交流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是兩岸間關系的制度化，建立什么樣的制度合作，送達合作等等。另一個是不同部門法之間的相互借鑒，如民法、社會法、國際私法、兩岸不同部門法的相互學習和借鑒，我們過去30年主要是這么做的。

　　今天我們要思考未來30年做什么、怎么做?是不是可以在以前的基礎上再有所發(fā)展?有所突破呢?我談四點看法：

　　第一點，如在開幕式上程家瑞教授所講的，兩岸法律人應該樹立一個理想或者一個理念，要以復興中華法系為理想。為什么是這樣的理想?這涉及到兩岸合作共同對外擴大中華法律制度在全球的影響力，擴大中華法學在全球的吸引力，這是兩岸法律人的共同責任。我們今后的合作更應該是這樣。

　　從這樣的角度來說，我們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方式，比如可以采取機構之間、兩岸學者之間共同就某些領域的法律制定示范法。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很快推動兩岸立法機構形成共同的法律制度，但從法律研究的角度、交流的角度能夠使兩岸法律人在理念認同、在制度互鑒、在規(guī)則比較、在兩岸法律相互適用方面帶來更多的共識，從而逐步影響兩岸的立法。

　　第二點，以我的觀察，臺灣學者做國際法研究方面具有天然的局限性，臺灣學者和機構可以與大陸有關機構、學者合作，共同參與到現(xiàn)在國際上正在進行的國際條約的討論、乃至一些談判，可以及時了解國際社會正在形成的國際條約的最新情況。以這樣的身份去參與，我想是沒有問題的。

　　第三點，兩岸能不能建立共同法院，我估計比較遙遠、難，但在“一帶一路”建設當中，如果臺灣學者關注到目前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國際商事法庭，臺灣學者可以利用國際商事法庭參與到大陸“一帶一路”建設當中的法治建設和發(fā)揮臺灣學者在相關領域的作用，目前可以利用這個平臺。

　　總體來講，由于國際法的發(fā)展經歷了從共存國際法到合作國際法，到現(xiàn)在向共進國際法方向發(fā)展的過程，一個社會或者兩岸之間的發(fā)展可以越來越多地從國際法已有的制度或者正在形成的制度當中借鑒規(guī)則、借鑒智慧，來妥善處理兩岸間的經貿關系和其他問題，我覺得這條路是可以走的。

　　最后，我們已經經過了30年兩岸交流，可以說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未來30年也是值得期待的，祝愿兩岸法律人在推動兩岸和平發(fā)展過程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