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張翔

尊敬的各位領導、專家、學者：大家好！

????????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法治中國建設”和“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jiān)督體系”是其重要內容。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zhí)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zhí)政”，并重申了憲法的法律性和規(guī)范性：“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yè)事業(yè)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

　　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治理能力建設”和“法治中國建設”之間，隱含著一層緊張關系。前者強調的是國家要有能力，國家權力的行使要有效能，國家得到良好治理;后者強調的是國家權力要受憲法下的法秩序的約束，要避免侵害人民的自由與權利。前者是要強化國家的能力，而后者是要緩和、限制國家的權力?！霸鰪妵抑卫砟芰Α迸c“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存在內在緊張。

　　現(xiàn)代的政治設計的一切思考，都是基于人類的兩種基本經驗：共同體危機和對自由的壓迫。人類曾經面臨過國家和法的制度動搖、崩潰的危機，也曾有強大的利維坦拒絕承認基本人權，剝削和壓迫個體的經驗?；诤笠环N經驗，人們設計各種限制權力的制度，通過削弱政府來防止政府侵蝕個人自由。然而，在對這一目標的追求中，經常出現(xiàn)國家不能提供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必需品，最終導致國家的衰弱乃至失敗，保衛(wèi)自由也成為空談。而追求強大國家的理想，在實現(xiàn)了安全與和平等目標后，卻又總會發(fā)生國家自身成為個人自由威脅的無奈后果。在人類追求“良善政治”的歷程中，這種兩難反復出現(xiàn)。“治理能力的危機”和“個人自由的危機”往往無法同時避免。“政府有權有效，公民享受權利，二者可兼而得之”的理想總是難以達成。對于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和法治中國建設而言，這個問題，也是必須面對和深刻思考的。

　　這個問題，首先是個憲法問題。

　　憲法同時具有“建立統(tǒng)治”和“限制統(tǒng)治”的功能，而這兩個方面不應該是對立的。個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國家，也往往是國家治理能力非常強大的國家。在現(xiàn)代的法治和立憲主義原則下，國家行動必須被納入憲法的控制，憲法構成了政治的“框架秩序”，其在為政治設定邊界的同時，依然為政治保留了廣闊的功能空間。需要對政治施加限制，確保政治的熱情在正確的行為框架之內活動。政治必須得到馴服并置于邊界之內，從而使其能力真正得以控制與利用。而憲法的規(guī)范文本就是達致這種平衡的場域。如同麥迪遜在為美國設計憲法時，在捍衛(wèi)自由的同時“明智而熱情地支持政府的權能和效率”一樣，我國現(xiàn)行的1982年憲法也是在這種自由與效能、國家與個人的平衡的考量中進行設計。

　　我們知道，我國1982年憲法是在“反文革”的社會共識基礎上起草的。針對憲法序言的歷史敘述中要不要寫教訓深刻的“文化大革命”，最后采用的方式是在第七自然段寫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個錯誤主要就是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憲法中并不是沒有寫，而是整個憲法都貫穿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憲法是在全面、系統(tǒng)地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基礎上產生的?！蔽母锏慕逃?，既有無視人格尊嚴，肆意侵害自由的方面，也有破壞國家機構，損害國家能力的方面。因此，1982年憲法在強化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之外，也高度重視國家能力的建設。

　　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這一作為1982年憲法起草的重要的政治基礎文件和鄧小平同志《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報告中，反復強調了民主集中制，反對權力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產生官僚主義”。彭真同志在民主集中制這一國家組織原則之下，闡釋了我國國家機構組織和權力配置的基本方向，其核心在于國家權力“更好地”“有效地”行使，“國家機關更好地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所有這些，都指向國家的治理能力建設。彭真有言：“民主集中制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多謀善斷。多謀，就是要聽取各種意見，就是集思廣益;善斷，就是在民主的基礎上正確的集中?！睓嗔π惺沟摹罢_性”因此就是我國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的基本目標。國家權力要“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當前，在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一個響亮的口號是“重大改革于法有據”，憲法作為國家法秩序的基礎要求一切重大改革要“于憲法有據”，憲法應該成為改革的框架秩序。改革不能逾越憲法的邊界。但是，也要意識到，我國現(xiàn)行憲法本身就蘊含著改革的精神，它為改革的推進也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這一議題為我們這些憲法學者設定了重要的任務。過去若干年間，中國憲法學經歷一個重要的“憲法解釋學(規(guī)范憲法學)轉向”，我個人廁身期間，也寫過一些鼓吹“憲法釋義學”(或者憲法教義學)的文章，并在這一方向上做了一些關于基本權利、憲法與部門法以及國家權力配置方面的研究。學界存在這樣一種批評，認為“法教義學”是一個外來的語詞，因此認為我們是在照搬他國，甚至是在做外國法研究。我想對此可以有一個簡單的澄清：法教義學就是基于本國現(xiàn)行有效的法律進行的解釋和科學體系化，并為本國的法律爭議問題做出學術預備。法教義學因此天然是本土化的。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就是在不折不扣貫徹著以憲法為核心的依憲治國、依憲執(zhí)政，我們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展開的憲法教義學天然是中國化的。

　　我們中國憲法學者，應該堅持憲法文本的立場，堅持基于憲法的解釋來論證改革的憲法空間，評價改革的得失，為落實法治所應承載的提供社會穩(wěn)定性預期的功能，為“善治”的實現(xiàn)夯實合憲性的法秩序的“良法”基礎。